《南方周末》报道，2000多名司局级官员，被要求今年内在7所院校至少完成40个学分的“选课”任务。高校列出课程供官员挑选，结果令人揣摩——受到追捧的讲座为“周易智慧”，“道家思想与老庄智慧”，“佛教禅宗与人生”等；因选课人数不足而被淘汰的是法律学、社会学、环境保护、心理学、系统科学等。

　　官员青睐“玄学”，本身就值得回味。杨振宁说过：一部易经，阻碍了古代中国科学出现的可能。观点的争议性暂且不提，单从理性的角度，易经中的思想与当代科学能否对接，易经中的悬疑成分能否被文明解读，由学者研究无伤大雅，若是让官员运用公共资源进行“试验”，显然是胡来。我们不否认泛泛意义上的国学具有一定价值，但人们也不应忘记其中蕴含的糟粕。某些救不了旧中国的“旧智慧”在当下被重拾，是喜是忧？

　　一些官员不信马列，信大仙。仕途升迁难以掌控，公共事故突发难料，掩盖腐败具有侥幸，许多事都是未知的，令许多官员忐忑。在理想敌不过现实、信仰渐渐衰微的时代下，因此他们将精神寄托于风水、命数等玄幻指点，还有人以“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无我境界自勉，试图抚平惴惴不安的心。

　　一些官员并不是真的认同“无为而治”，也不是真的信奉佛教道教，他们青睐“玄学”的根本原因是，为了自身趋利避祸，试图逃避敏感的社会现实。一些官员的思维还是分裂的—— 一方面渴望掌握更多实在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不愿承担权力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希望寻求人生的超然与安宁，又不舍得放下权力具有的种种特权。

　　对一些官员来说，法律、社科、环保等讲座只会增添责任与压力。上述课程被弃选，反映到现实中则是相关工作被轻视与异化。一些官员嘴上不说、心里会想“权力通吃”“权大于法”，否则不会出现行政干预司法。环保方面则出现了重污染企业反而挂着“重点保护单位”招牌的咄咄怪事，上缴罚款就可以排污令环保局成为收费办。社科与人文被异化为形象工程、数字政绩、各种没有文化的文化节、赤裸裸的XX故里争夺战……

　　温家宝总理说过：政府工作人员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没有任何权力。从本质上说，一些官员的思想迷失与行为乱象，都源于权责归属错位与民主监督失范。官员政绩最大化的基础应当是群众利益最大化，人民群众才应是权力者的天。如果官员的福祉真的维系于人民的利益，如果群众真的能够决定官员的命运，某些官员不会把注意力放在虚无缥缈的命数上，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官员更不可能怀有忐忑的心。

　　官员应心归何处？值得我们国家的官员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