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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清单改革，是当前地方政改中一股令人瞩目的新潮，其实施效果对政府、企业及社会影响极大，各界极为关注。
　　所谓权力清单制度，是指政府各个部门按照法定职责，梳理和界定其权力边界，并按照行政权力基本要素，将梳理出来的权力事项进行规范，以列表清单形式公之于众，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自觉促进依法行政。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决定明确要求：“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
　　2013年以来，清权、减权、制权成为新一届中央政府“瘦身健体”、规范权力边界的目标。推进权力清单制度，是在实施简政放权的基础上，涉及领域更多、专业性更强、实施难度更大的一项任务。对于基层政府来说，这无疑是场更为彻底的自我限权、自我约束、自我革命。
　　记者近日深入东、中、西部多个省市，通过在试行权力清单制度的地方深入调研了解到，虽然这项改革是大势所趋，也受到基层群众、企业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但因触及一些部门的实际利益，并且因长期的行政管制思维习惯作祟，对某些政府部门或个人来说确有“割肉”之痛。当前，基层政府权力清单在制定、实施和监管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何在实施中不变形、不走样，有待于在实践中持续探索。
　　清权好处多，“乱动的手”被约束
　　虽然山西省晋中市公布涉企权力清单才3个多月，但已经让本地的企业界人士感受到了变化。“涉企权力公开以后，减少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让企业明白了政府哪些事该管、哪些事能办。让我们少跑了不少腿，提高了办事效率，是实实在在地帮企业发展。”山西宏远能源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建明告诉半月谈记者。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市奉节县，村民也切实感受到实施权力清单制度后带来的好处.“以前群众不了解政策，一些干部办事不公，照顾亲友，甚至收取盖章费、关系费、跑腿费，老百姓意见很大。现在，我们需要办证的事项公开了，是否要收费也一清二楚，干部不再乱收钱了。” 奉节县草堂镇桂兴村村民李美保说。
　　奉节县委组织部非公党建科科长伍芝成介绍，该县梳理了所有的行政事项后，将保留下来的42条行政事项做成权力清单下发，其中涵盖是否收费、责任部门、办证时限、责任人等。有的做成小册子，有的做成挂历，进村入户发放到群众手里。记者在草堂镇制作的权力清单挂历上看到，上面除列有42条行政事项外，还详细列出乡镇干部的职务分工、联系方式、举报电话等。
　　记者在东、中、西部多省市采访了解到，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以来，多个省市在基层政府试点并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种效果直接体现在行政权力的数量上。安徽铜陵市对行政审批进行5轮清理，行政审批事项由原来1000多项降到88项;山西晋中市仔细甄别筛选，5175项涉企行政权力中，最终保留使用1874项。
　　在行政权力“瘦身”过程中，大量不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以及不切合实际的多余、过时的行政权力被剔除出权力清单，不再成为群众办事的“拦路虎”。
　　一些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基层难免存在权力寻租现象。而权力清单将梳理出来的权力事项进行规范化，以列表清单形式公之于众，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挤压了权力寻租的空间，让政府“乱动的手”受到了约束。
　　权力“瘦身”难，部分部门“躲猫猫”
　　虽然权力清单给基层群众带来极大便利，但由于挤压了某些部门的权力寻租空间，导致一些人阳奉阴违，在权力清单“瘦身”中玩起“躲猫猫”，不愿将手中的权力上单。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打包权力。部分单位因“行政权力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权力”，争相扩大权力事项，将一些机关内部运行管理、公共服务等列入权力事项。中部某省70余家省级部门进行改革，从上报数据看，64家单位上报行政审批项目395项，较省级现有316项，增加了79项;权力事项总数，也较已公布的职权目录数增加了1500余项。有些单位为完成任务，把权力事项捆扎打包，以减少项目数量。少数单位把一些本应该取消的事项也进行打包处理。
　　二是自设权力。一些地方为了平衡被清退部门的利益，又用“红头文件”的方式自行设定一些权力。比如，为加快经济发展，某省政府提出在一定时间内，重点培养一定数量不同类型的企业、建设相应的基地和研发中心等，有关部门据此出台文件，设置评审认定、审核审查、检查验收等具有审批性质的管理事项，用设置门槛的管理手段取代本应有的扶持、培育等服务职能。
　　中部某市负责权力清单公开的工作人员介绍，在梳理权力清单时，发现某局一项行政权力没有法律依据，要求其取消却遭到抵制。该局表示一直是按这样的惯例办事，并且有部门内部文件规定。由于该局属于条管单位，市里只能协商让其取消，如果该局执意不取消，市里也没有办法。
　　三是推卸责任。一些地方的权力清单上有追责机制。受到责任倒逼和问责追责压力的部门，就提出取消或调整一些诸如安全生产等责任大、风险高的权力事项。
　　四是转移权力。一些部门或地方政府迫于权力清单的高压态势，不得已将相关权力事项取消，但又巧妙地转移给“二政府”(各类评审机构)，地方权力清单虽“清”了、“短”了，但企业要跑的事情还是很多。
　　“权力清单公开是要使权力受到更好的监督，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存在抵触心理，含金量高的权力未必去公布。”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对基层政府来说，把自己的权力依照法律整理成权力清单，这本身也是一个挑战。权力清单公开要厘清权力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承担这项任务对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法律能力要求较高。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于川说，由于我国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法定范围不易明确把握，这就给规范有效地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带来困难，也容易出现越权、滥用、失职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