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吴翔请广州市委书记、市长率先公开财产，他认为，财产公开制度在国家层级20年前已在研究，但相关法律法规迟迟未能出台。广州作为领风气之先的城市，应从领导开始率先公开财产，“这并无损领导形象，所以请书记市长率先公开。”
　　每年两会，无论是地方，还是全国，“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的议题都会被舆论提起，这种声音代表了主流民意的迫切期待，也是体制改革发展到当下无法绕过的障碍和必须啃的硬骨头。其实关于财产公示的改革已在渐进推进，比如很多地方已要求新提拔的干部、后备干部要公示财产，通过减小阻力的双轨制让制度先运转起来——渐进改革虽很务实，但这种妥协之举远远落在公众的期待后面，舆论一直在追问：官员为什么不敢公开财产呢?为什么非要等上级通知呢?
　　一些官员以恐惧、戒备和对抗的心态看待财产公示制，甚至充满情绪地对提起这个议题的记者反问“你为什么不公开财产”。其实，除了那些需要靠“不公开”来掩盖不明来源巨额财产的腐败官员外，多数官员应该支持财产公示。因为财产公示既是改革大势所趋，更符合多数官员的利益。“财产不公示”已经成为推进改革的一个制度瓶颈，也给改善官员形象、弥合官民冲突、提升政府公信力制造着无数障碍。
　　首先是改善官员形象的障碍。提起官员，现在网上很流行的一句话：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这话有很大的情绪成分，但也反映了民众对官员深刻的不信任。尤其是一些贪官落马之后，被查出来的赃款都是数以亿计，烧坏了多少台点钞机，这些略显夸张的描述，加剧着公众对官员财产的想象空间。毕竟，这些贪官落马之前，都在公众面前秀过清廉，装过清官，内部的财产申报无一显示有问题。落马前后的形象对比，无法抑制住公众对官员财产的怀疑。该拿什么证明自己与那些贪官根本不一样呢?
　　财产不公示，妨碍着普通官员与贪官形象的切割。舆论一直在追问：如果没有说不清的财产，为什么不敢公示财产?清清白白有什么好怕的?这种对官员的诘问未必合理，因为官员反对公开财产有很多原因，比如隐私的要求，保密的惰性，观念还没有转过来，不敢一个人公示，担心出风头得罪别人，需要等上级通知和组织要求，还有习惯性地看风向，等等——虽然不公开有种种原因，但为了与贪官形象进行切割，为了避免公众一提起官员脑海里就浮现起家藏无数现金的腐败形象，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有必要去支持财产的公示。财产不公开是贪官的制度红利，绝大多数官员没必要和贪官绑在一起，贪官财产不干净，所有官员形象都跟着受损。
　　财产不公示，对公务员加薪形成障碍。公务员的工资并不高，但逢涨必被骂，舆论阻力之所以这么大，主要是公务员被误读了，成为财产不透明的牺牲品。经常有公务员到网络上晒工资条，晒财产，证明自己收入微薄，可这种个体行为根本扭转不了舆论的偏见，因为公务员形象已经与贪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不是公众不信，而是贪官引发的官员财产想象太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了，个体的晒收入行为太无力了，改变不了大局。很多青年公务员其实都是财产公示的最大支持者，他们不想背负着腐败的骂名。
　　财产不公示还制造着其他障碍，比如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障碍，公信力需要阳光的照射，可官员收入不阳光，如何让人相信政府的阳光?也是其他改革的障碍，官员不首先改自己，很难塑造改革的公信力去改别人。都说要啃硬骨头，可财产不公示就是一块硬骨头，为什么啃不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改革的一大目标，制度笼子在哪里?不必东找西找，财产公示就是最好的笼子之一，财产透明了，官员可监督了，权力就在制度的笼子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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