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正当各种挂着“暑托班”“暑期研修班”旗号的培训机构招生火热的当口儿，上海市教委联合市工商等部门，向培训机构打了一记“重拳”。

　　多个部门联合摸排发现，上海目前近7000家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中，“有证有照”的约占四分之一，“无证无照”的有1300余家，其中500余家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展学科类和学科延伸类培训的机构，已进入逐步关停阶段。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发现，尽管一部分培训机构已开始按规定关停，家长们对此却并不“买账”。有的家长在培训机构建议下，转战网络课程；有的家长拿到退款后，立马报了其他未被查封的培训班，继续“拔高”；还有的家长干脆直接上网找名师，送孩子上门进行一对一“拔高训练”。

　　培训班是关停了，家长给孩子“拔高”的需求，却怎么也关不住。

　　“拔高”需求旺盛

　　K12(kindergarten through 12 grade)教育培训市场，在中国是一块巨大的“肥肉”。200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就显示，校外培训市场规模约为3000亿元。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2011年对北京、南京、广州等8个城市4960个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进行调查，调查显示，这些城市家庭教育支出平均占家庭养育子女费用总额的76.1%，占家庭经济总收入的30.1%。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的教育支出以平均每年29.3%的速度增长，明显快于家庭收入的增长，也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在某种程度上，这源于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持续投入教育的“热情”。

　　李女士的儿子今年秋季将从小学2年级升至小学3年级，出于对3年级学习进度极快的“恐惧”，这个暑假，她给孩子报了语文、数学、英语三门“拔高课”。至于培训机构，她明确告诉记者，“根本无所谓有没有资质。”

　　事实上，儿子从进入幼儿园大班开始，李女士给孩子报学科类培训班，就从来没有关心过资质问题。

　　这一次，儿子所在的一家英语培训机构“中招”了。“外教可能没什么教学资质，机构价格比较便宜，属于小作坊型，就被关停了。”那天，李女士按照机构短信提示，办理了退款。

　　但她发现，还有的学生家长选择了“不退款、上网课”的方式。

　　与此前沪上多家媒体报道的“无资质机构转战网课”的情况不同，这家培训机构的辅导老师告诉记者，网课只是机构为了给家长多一种选择推出的“权宜之计”，“我们也在与主管部门沟通，以求尽快获得资质。”

　　记者同时确认，这家机构在网络授课平台开设网课，并未被要求提供“授课资质”证明。

　　在上海，小学、初中阶段入学均遵循“就近入学”原则，适龄学生可以根据户籍所在地就近进入本片区所对口的公办学校就读。同时，上海的民办学校可以在公办招生前，提前通过“招生面谈”录取学生。

　　为了选择更加优质的民办学校，上海的幼升小、小升初家长不断通过“拔高”学科类课程成绩，来增加入读民办学校的筹码。这也是各类培训机构“市场需求旺盛”的根本原因。

　　“管它线上线下，也不管它有没有资质，只要老师教得好，我就付费。”殷女士的孩子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顺利进入上海一所“985”高校的热门专业就读，她总结出的“真理”是——尽量参加一对一、一对多的线下课程，“直接到老师家里补习，工商、教委都查不到”。

　　只有四分之一“有证有照”，孩子怎么办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拔高”是目前上海幼儿园、小学、中学学生家长的“刚需”。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很多带娃时间有限的家长，不得不选择“家门口的好培训班”，来搭配“家门口的好学校”。

　　上海市教委近年来在打造“家门口的好学校”上倾尽全力，在义务教育均衡方面全国领先。上海的每一所公办学校，教育教学水平几乎都差不多。

　　但在上海，同时存在一批“牛得不得了”的民办学校。上海家长群体流传这样一句定律，“小学、中学不上民办，大学上民办。”哪怕是为了一个可能的民办学校就读名额，家长无论如何都会给孩子在完成课堂学习的同时，加餐一份——“家门口的好培训班”。

　　然而，培训班资源也有限。

　　“学而思”在家长圈里被誉为“奥数之王”，全国连锁，证照相对齐全，但要在“奥数之王”里得到一个席位，非常难。

　　李先生是一家企业的年轻高管，他说，“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报名，现在开学就四年级了，还没给孩子报上‘学而思’。”

　　因为担心孩子数学成绩落后，他果断报了一个家门口的奥数培训班，“没有什么资质”。听说教委开始重拳清理培训机构，李先生有些急了，“总共只有四分之一的机构有证有照，那么多的学生，你让孩子去哪里学？考不上好学校，倒霉的不还是我们吗？”

　　给培训机构办证，并非易事。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查询到一份由上海市教委、市民政、市社会团体管理局出台的《上海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管理办法》显示，民非教育机构需要符合《上海市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设置标准》。

　　标准这样规定，民非教育机构(非高等非学历教育)应当聘任专职校长，校长年龄一般不超过70岁，应当具有3年以上教育管理工作经历和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机构的办学场所中实际使用的教学行政用房总建筑面积不得少于300平方米，并且教学用房建筑面积不得少于办学场所总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二；决策机构成员应当不少于5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人员应当具有5年以上相关教育教学经验。

　　在一家在线教育平台上，记者查询到的“机构成员”中，几乎所有机构都不具备上述资质，它们大多能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到，为“教育咨询”公司。根据规定，“教育咨询”公司并不具备面向社会公众招生的资质。

　　培训始终与学业压力“共存”

　　一名资深教育界人士告诉记者，这种用“教育咨询”公司打擦边球的技巧，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都这么搞”。

　　比如，安徽合肥有一家教育咨询公司，常年在上海办英语培训班，且多为加盟店形式。记者致电这家公司的加盟部，负责人介绍，“我们是安徽的公司，上海管不到，可以放心”。

　　又比如，一家在上海注册的英语培训机构，有证有照，但它的培训范围，早就从原本的英语教学，扩展至学龄前英语听、说、读、写加学龄前“汉语拼音”教育。实际上，在上海，即便是小学生，在一二年级阶段，也没有“写”的要求，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明显超纲。

　　上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如果完全按照教委要求的“有证有照、不拔高”的要求来限定，能“活”下来的培训机构屈指可数。问题是，即便符合教委要求，得到认可“活”了下来，它也“活”不长，因为“家长不埋单”。

　　“家长完全可以去找那些私人补习班，几百元一堂课，照样可以拔高。”这名业内人士说，培训机构始终与学业压力“共存”，躲不掉也关不完，“今天关了这些无证无照、拔高课程的，明天它换个花样照样开门，照样有人埋单。”

　　“整顿管理是对的，但这种整顿，只能说是整顿市场，并不是给孩子减负。”这名业内人士认为，教委关停无证无照机构的做法是正确的，只是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个“管不管得了”的问题。“家长虽然都愿意付费，但如果因为消防、办卡跑路等隐患出事，还不是教委‘倒霉’？很多机构都在工商注册为教育咨询公司，教委一家哪里管得了，但出了事家长还是找教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