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焦虑、压抑、身心俱疲……两会上，为何特别要为公务员说几句话
摘要：一份代表建议中提到的不少数据颇令人触目：去年一年，某区有9名公务员因病早逝，平均年龄仅41周岁，最年轻的仅30周岁；上海首条24小时危机干预公益热线“希望24小时热线”开通后的三个月，拨打求助热线最多的前三类人群，分别是白领、无业者和公务员。
作为对“一府两院”工作监督评议的场合，人代会上谈及政府公务员，总是以提建议、期待、要求为多。但在今年，“为公务员说话”的声音也多了起来。
比如开幕首日，张立新代表在审议时就呼吁，应当关注社会公众尤其是公务员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一度引发关注。阎祖强代表则专门就此递交建议，详述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面临的疲劳、焦虑甚至压抑。
这份建议中提到的不少数据颇令人触目：去年一年，某区有9名公务员因病早逝，平均年龄仅41周岁，最年轻的仅30周岁；上海首条24小时危机干预公益热线“希望24小时热线”开通后的三个月，拨打求助热线最多的前三类人群，分别是白领、无业者和公务员。
我们固然不能就此推定说，整个公务员群体的身心健康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但无论如何，一些个案——哪怕是极端个案，也足以引起社会的重视。
事实上，公务员群体在总体上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有时也面临超出承受能力的社会舆论压力，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普遍现象。背后存在的种种制度性及社会性肇因，恐怕需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具体分析，但可以形成基本共识的是，对公务员尤其是政府公职人员，既有严格要求，又有真心爱护，为其尽可能创造出可以心无旁骛做事的环境，才能有一个良性的发展生态。
这些年关于懒政、怠政、为官不为的揭露和批评逐年增多，聚光灯下，公务员群体备受公众关注，也很容易受到批评。有人觉得舆论压力是导致公务员群体心态问题的主因，其实不然。在中国的民主政治框架内，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奋力谋求新作为的历史语境下，“为官不为也是腐败”，当是社会的基本常识；公职人员接受公众监督，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应有状态。
两会上的代表委员为公务员说话，绝不是要为这些开脱辩护。恰恰相反，人们呼吁为公务员创造好环境，不是为其推卸责任和重担，而是为了让其更好地“担责”。社会的高期待面前，公务员非但不能不做事，更要多做事，而多做事并不能单靠一己之力，需要相应的制度和环境支撑——尤其是在其面临的任务挑战愈加复杂，对突破性、创造性要求更高的时候，做事就需要足够的撑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这是一种明确的政治导向，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也应当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
无论是两会上还是平时，“为公务员说话”不只是为特定群体发声，更不是简单的“背书”，而是为了形成一种普遍的良性循环，即让具体事务的执行者、责任方既有目标高悬的压力，也有保障支撑的动力。压力鞭策其不断作为，而动力则让其能够有效作为、持续作为。
这种支撑动力，就体现在“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上。但这绝不只是口号，不能停留于一般的价值判断，而应当细化为具体的制度设计。
对公务员也好，对政府部门或者其他什么办事主体也好，“鼓励做事”是需要一些“干货”的，这种“干货”不是简单的福利待遇，更不是特权，而是一种公正合理、行之有效、甚至具有引领意义的制度设计。做好日常的事情如此，要做一些非同一般的事——比如当下极为强调的改革创新，前沿突破，就更需要这种保障。
改革、创新、突破，往往要挑战既有秩序，也可能伴随风险。这时候，主事者——无论是抽象的“政府部门”还是具象的个人——敢不敢跨前一步先吃螃蟹，或是壮士断腕自我革新，乃至通过改革创造优质制度供给，不光要靠“觉悟”，也要靠“制度”。
他们需要用制度来明确“失误”和“犯错”的界限，明确哪些事可以闯、哪些事不能碰，对一些不触碰底线但突破常规的做法予以包容，对一些“必要的牺牲”予以补偿，当然还要对意料之外的创举予以激励……这些正是典型的“制度供给”，并且是特殊的、为“制度供给者”提供的制度供给。
这些年大家常说“正向激励”和“容错机制”，在很多事情上，“容错”只有真正变成“机制”，才能真正产生“正向激励”，才能解决“后顾之忧”。而当没有“后顾之忧”，“身心健康”应该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