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评论:脱贫攻坚中,“给”出来的社会矛盾不容忽视

2018-08-20 上海公务员考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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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评论:脱贫攻坚中,“给”出来的社会矛盾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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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易地扶贫搬迁83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与此同时,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后半程,部分地区基层矛盾凸显。距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仅剩下不到3年时间,脱贫攻坚既要解决好影响脱贫效果的突出问题,也要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这项长期历史性任务有效对接。

  “给”出来的社会矛盾

  半月谈记者在基层调研时发现,近年来,全党全社会扶贫投入力度前所未有,脱贫工作取得显著进展,但一些深层次矛盾和倾向性问题不容忽视。

  政策待遇相差大,导致结下“梁子”。在西部某地,一个三口之家的贫困户可以享受的扶贫政策有:易地搬迁一次性补助7.5万元、教育补助750元至6000元、产业奖补2000元至5000元,符合条件的贫困户还可享受产业发展3年贴息贷款5万元,等等。这些政策性收益无疑具有很大吸引力,也让不少未享受相关政策待遇的非贫困户十分羡慕,导致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结下“梁子”,引发不少争端。

  基层不乏这样的例子:同户分家的两兄弟,哥哥勤劳苦干,常年在外务工也盖不起一套房子,而生性懒惰的弟弟却因为当上了贫困户,近乎无偿地获得一套住房。这种现象在基层导致一些群众的不满和怨气。

  贫困村“吃好了”,非贫困村“吃不着”。在一些欠发达地区,贫困村与非贫困村收入相差并不是很大,但两者得到的来自政府的投入却差距很大。西部某地市2017年平均向每个贫困村投入600余万元,非贫困村基本没有这些投入。实际上,在该市贫困总人口构成中,有68.6%贫困人口分布在855个贫困村,31.4%分布在917个非贫困村。由于连续数年对贫困村集中投入,个别“吃好了”的贫困村整体条件已经超出非贫困村,导致“吃不着”的非贫困村干部群众意见较大,有的联名上访,要求享受同贫困村相当的基础设施投入政策。

  干部严把关、务实干,却两头不落好。为确保脱贫攻坚工作有序推进,基层干部在贫困户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上必须严把关口。一些群众争当贫困户,脱了贫又不愿退出,当个人意愿得不到满足时,将不满情绪转嫁到基层干部身上——有的“甩脸子”,有的说难听话,还有的甚至以举报、上访相“威胁”。非贫困群众认为,基层干部天天围着贫困户转,忽视了自己,也心怀不满。到头来,严把关、务实干的基层干部两头不落好。

  边缘贫困群体成新不稳定因素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康市委书记郭青认为,贫困户与非贫困户、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干群之间的矛盾凸显,深层次原因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心理、难以兼顾好边缘贫困群体和对农民整体思想教育缺失三个方面,折射出的是当下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根本问题。

  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心理,源于“给”出来的社会矛盾,给贫困户、贫困村多,给非贫困户、非贫困村少,因为“给”的不平均,导致一些不满情绪。

  记者采访发现,在一些欠发达地区,非贫困群体中还存在人数众多的边缘贫困群体,这是加剧贫困和非贫困群体之间矛盾的重要因素。一些群众说:“一个村子里富得流油的和日子艰难的,就那么几户。大多数人日子都差不多,好不到哪里去,也差不到哪里去。”在现实贫困识别标准中,高出标准几十元、几百元、上千元实际上均属边缘贫困群体,也有可能因病、因学或因突发事故返贫,甚至一夜间陷入比在册贫困户更窘迫的境地。由于当前脱贫攻坚任务紧迫,人力物力财力都聚焦在消除绝对贫困上,对边缘贫困群体的相对贫困问题难以兼顾,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一些地方还出现“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要懒懒到底、政府来兜底”等现象,根源在于价值观扭曲、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深层次问题。一方面,要反思一些地方“一给了之”的扶贫方式,导致贫困群众希望被“抱着走”而不愿被“拉着走”;另一方面,还要反思对农民整体思想教育的缺失,这导致了基层普遍面临“法律手段用不上、行政措施难奏效、说服教育不管用”的尴尬局面。

  与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有机衔接

  陕西汉中留坝县委书记许秋雯说,在脱贫攻坚后半程,包括留坝县在内,很多贫困地区都保证脱贫不脱政策、干部帮扶不断档不松懈,通过促就业解决短期收入、兴产业带动长效增收,并且正在不断创新和完善包括健康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移民搬迁、兜底扶贫、精准退出等各项工作,从根本上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产业扶贫实践中,一些地方不仅将贫困户嵌入产业链中,同时吸引一般户参与产业发展,通过互促互进,实现共同脱贫致富,为后期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做了有益铺垫。
  一些基层干群指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还需要做好三方面工作。

  ——与乡村振兴有效对接,将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上升为顶层设计。据郭青介绍,他们把“支部+X+贫困户”、农村“三变”改革、新社区工厂、新民风建设、帮扶干部素质提升五大脱贫攻坚工程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一体统筹,并在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时,着眼于形成可持续的长效机制,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描绘了新愿景。建议国家在具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高度重视理顺脱贫攻坚工作中的新矛盾,既解决绝对贫困群体的生存问题,又将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与乡村振兴这项长期历史性任务进行有效对接。

  ——加大对农民思想再教育力度。目前,扶贫先要扶志的共识基本形成,但对农民的道德教化乃至思想再教育并未根本破题,不仅要把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增强发展能力作为根本举措来抓,更要把加强和改进对农民再教育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新任务。“帮钱帮物,不如帮助建个好支部”,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等方面的战斗堡垒作用,是新时代基层党建的重点任务。一段时间以来,基层党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改进服务作风、提高服务能力、完善服务保障等方面,但服务功能的强化,并没有显著化解脱贫攻坚中的新矛盾。要把党的力量挺在脱贫攻坚的前沿阵地,不仅要增强服务功能,更要突出政治功能,坚持基层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政治定位不能偏。要在广大农村理直气壮地教育群众知党恩、感党恩、报党恩,使脱贫攻坚过程成为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的过程。(半月谈记者 刘书云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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