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颜值崇拜、拜金、攀比、暴力等粉丝追星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与价值观相关的乱象不断浮出水面，引发社会舆论争议——粉丝们创造出了成百上千个专用术语，形成了一套独有的语言体系，其中不乏“坐地排卵”“白嫖”之类的低俗词语；这个群体戾气丛生，掐架不断，一旦有人与自己意见相左，他们就会诉诸人肉搜索、人身攻击、诋毁造谣，甚至打架斗殴等暴力行为；粉丝的消费行为越发狂热，他们喊着“爱他就为他花钱、不花钱不是真粉丝”的口号，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的生活费，理直气壮地掏空父母家人的钱包；大行其道的粉丝集资应援也成为问题频发的灰色地带，由于集资行为不规范，往往给诈骗等不法行为可乘之机。
粉丝追星属于偶像崇拜行为。偶像崇拜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人们尤其是价值观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群体往往容易将偶像视为其精神寄托和学习榜样，加以追随模仿。偶像崇拜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青少年的心理世界，并对青少年的精神生活和个性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堪称体现青年人价值观健康与否的晴雨表。因此，在充分尊重多元价值观的基础上，引导青少年理性选择偶像，合理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对社会主流价值理念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从英雄模范到道德楷模，再到精英人士，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青少年群体的文化娱乐方式和情感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他们心中“偶像”的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娱乐业迅猛发展，明星和他们所代表的那种时尚光鲜的生活方式进入人们视野，受到青少年追捧。一开始，明星与粉丝之间属于垂直式关系，追星族通过影视节目、演唱会、娱乐杂志等渠道了解明星，买几盘卡带CD、几张海报贴纸，每天听一听、看一看就满足了。再狂热一点的追星族，也就是去机场接机、到片场探班。进入新世纪后，在泛娱乐化浪潮的助推下，粉丝经济快速崛起，粉丝群体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强，话语权越来越大。为了迎合大众八卦心理，狗仔、媒体、网络、经纪公司几方合力，大量曝光明星隐私、炒作其绯闻，将其日常生活透明化。对于粉丝而言，明星不再像天上的星星那般遥不可及，只能仰视敬重，而更像是关系平等、联结紧密的朋友、恋人、合作伙伴。他们的追星行为也越来越强调明星与个体成长的参与性、伴生性。除了以前那些常规活动，粉丝在网络上组织无数个应援站，刷流量、控评论、造话题、炒热度，深度参与到明星形象运营的商业活动之中。在新的粉丝文化结构下，明星和粉丝结成了一荣俱荣的利益情感共同体——前者需要流量数据来证明自己的商业价值，从而获得更多参加演艺活动的机会；而后者为了让自己心仪的明星持续走红，创作更多被他们喜爱的作品，而使尽浑身解数为其冲销量、刷票房、造声势，提高市场指标。从某种程度上说，粉丝群体已成为左右偶像前途命运的重要力量。从单纯的仰慕者、追随者，到明星的制造者与推动者，青少年粉丝在追星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和认同感，参与到明星工作生活中的欲望进一步膨胀。他们的狂热极易被资本利用，其中一部分盲目而缺乏理性的人就这样在市场的纵容怂恿之下走向疯狂，使应援行为僭越了道德底线，变成扰乱影视行业秩序、干预社会健康发展的“暴行”。
如若往更深层次思考，当前粉丝文化的形成与我国社会结构的内在变化不无关联。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脚步加快，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家庭结构逐步瓦解，人际关系疏离，青少年的社会化、个体化趋势越发明显。再加上新媒体时代数字化生存所造就的“群体性孤独”，使这一代人渴望获得参与感、伴生感、认同感和归属感。而这些诉求正好可以在与明星的高频互动、参与粉丝组织的活动中得以实现。只有充分理解这种深层社会结构性变化，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当前青少年粉丝群体价值取向得以塑形的根源所在。
引导偶像崇拜行为是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价值观的一个有效途径。而从偶像概念和崇拜行为的变化去把握青年价值观的变化，才能让“引导偶像崇拜行为”这个方法真正起到作用。首先，社会进步，观念更新，“偶像”概念的变迁是一种必然，但英雄人物、道德模范等传统榜样被娱乐明星所掩盖，却不是必然。我们要引导广大青少年将选择偶像的视野从娱乐明星的狭小范围之中转移出来，就必须塑造弘扬更多具有人格魅力，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核心的精神楷模。其次，家庭、学校乃至社会应努力为青少年营造充满包容、尊重、温情的成长环境，搭建主流文化与粉丝文化之间沟通的有效渠道，引导粉丝以更加理性积极的心态认识“偶像崇拜”这件事——不能只图一时的情感宣泄或寻求逃避现实的港湾，而应以精神的成长和个体的完善为目的，从表层感性地崇拜向深层理性地敬仰转变。再次，相关部门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当前粉丝群体的情感结构、文化经验和自我认知的结构性变化，避免管理手段、方法上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抵制资本对粉丝文化的投机、利用、操纵。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规范网络文化秩序，提高用网治网水平，进而系统性地实现我国文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作者：孙佳山，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李宁，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后）
